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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 陈昌业

 

两年前,我采访陈可辛的时候,正是《甜蜜蜜》重映版即将上映之时。前一年《亲爱的》在国庆档收获赞誉和3亿票房,彼时的陈可辛被媒体称为北上香港导演里最成功的一位。他的合拍片作品表里,不仅有《投名状》《如果·爱》《十月围城》,还有《中国合伙人》《亲爱的》,类型的多样、制作体量的宽广都使得陈可辛看起来已然吃透了中国内地市场。

 

两年后,陈可辛的导演作品并无更新,但其监制的《七月与安生》以及收获了影向标2017华语年度前三的高分作品《喜欢你》都堪称是叫好又叫座,不仅把周冬雨捧上影后,也让金城武一扫《摆渡人》的阴霾。

 

陈可辛监制——点石成金的魔法几乎是业内罕有的金字招牌,其背后的“我们制作”正在成为国产片佳作的流水线和年轻导演的摇篮。

 

《甜蜜蜜》剧照

 

《甜蜜蜜》能够跨越时代在今天仍然奉为华语爱情片的经典,就是陈可辛的一种跨越,一种历久弥新,他的神奇魔法正是在于对城市背景下都市人爱情的细腻洞察。

 

“我相信爱情这回事是没有过时的。《甜蜜蜜》那么多年,我看了那么多遍,有那么多人走过来跟我说,我喜欢你的《甜蜜蜜》,那些人其实都是很年轻的,每次我看到我都觉得其实这个世界没有改变的那么快。”

 

我把两年前的采访资料再次整理了一下,从里面撷取了一些我至今读起来仍感兴趣的问题,比如监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?做导演跟做监制究竟有什么不同?如何才能拍出口碑票房双收的电影?

 

采访时间:2015年1月

地点:北京。

 

陈昌业:您在做监制的时候,和做导演的时候,是怎么去分别把控品质的?如何做到商业上要取胜,艺术上要保护?

 

陈可辛:其实我觉得监制和导演是两个岗位,这两个岗位不是很矛盾,当你做导演的时候你就是导演,你肯定对那个电影所有的东西必须非常爱,等于跟你孩子一样,有小孩的父母就会明白,是你孩子的话你会怎么样,你会必须非常爱他,你必须非常希望他好,做导演肯定是这样的。

 

你做监制的时候,就是你要保护孩子,要做什么东西,营销等等就要去平衡。很难具体,等于《亲爱的》本身不是那么现在流行的商业题材,但是我非常想拍,我也决定拍了,(当时的某合作方)他们觉得《亲爱的》这个电影肯定不会成功,肯定不商业。结果这个电影做出这个效果,当然明星是很重要的,可能会有些导演觉得这个电影不需要两个明星,应该是更真实的。但是我觉得用明星也不代表一定不真实,我们不能够用很片面的方法去看,赵薇就会不像,黄渤就会不像,其实你用明星你也要在导演的方面要有信心,更有信念,相信你能够把这些演员、这些明星变成一个非常像的演员,非常真实的演员。我觉得在《亲爱的》来讲这个肯定是最大的一块,因为当你有明星,整个东西从发行到营销它就会自动地把它变成一个商业的行为,当它变成商业的行为,其实也不是一个人做的,整个团队就会用所有的方法去使到这个电影有一定商业的回报。我觉得站在导演、监制这个角度,就是要用明星。

 

《亲爱的》剧照

 

陈昌业:您跟黄建新导演合作,两个生意上的合作伙伴(我们制作的合伙人),同时在作品上也是一个监制,一个导演(《亲爱的》陈可辛导演,黄建新监制),是不是在合作过程当中有拉扯,同时形成一种平衡。

 

陈可辛:我比较好,我在这方面先说我个人,等一下再说黄导,其实我也挺强势的,但是我在某一些方面,我是很听意见的,因为我自己永远都觉得自己知道的不够多。我不是很有自信,所以很多东西我都会听,尤其是对我自己觉得自己弱的地方,我会听。所以就不只黄导,我身边很多人我都会听他们的意见,我觉得我很早已经知道集思广益是非常重要的。我非常早已经知道导演到最后你要做决定,不是一个绝对独裁的东西,到最后你要做决定,你不做决定的话整个剧组就没有方向,但是通常会听很多意见,所以我才能拍那么内地的题材,不会觉得我都知道,我都懂,我会听身边人的意见。从编剧到我的监制,到我的演员的意见我都会听。

 

黄导跟大部分香港导演都很熟,黄导的身份是对合拍片非常非常重要的,因为整个香港跟内地的合拍,大家整个政治社会的体系那么不一样,文化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,我觉得台湾跟大陆比较像,香港跟大陆是非常不一样的,整个体制、整个思维方式都不一样,所以我还记得第一届三地导演会92年在香港的时候,那个时候第一次认识黄导,但是还不熟。我是去到96、97才跟他熟。香港导演对大陆的一些比较主旋律的,或者比较官方的东西是非常不了解的,而且不了解之外还有一些固定的印象,包括恐惧等等,我觉得黄导是第一个使到这种误解、恐惧、抗拒能解决的,所以他使到很多香港导演对大陆了解很多很多。

 

黄建新

 

后来我跟他做了合作,看到他去监制张之亮导演的《墨攻》,监制得头头是道,也觉得他已经不是站在以前导演的岗位去做这个工作,而真的是站在监制的岗位。他已经很明白作为监制帮导演的决定不应该是看着那个电影(在艺术上)好不好,而是应该觉得这个电影在市场上、在审查上、在大陆观众的口味上应该是怎么样,而不是他个人的那个东西。

 

(黄建新做监制)还有个好处,因为他是个导演,他完全明白导演的心理跟导演的那种拍戏时候的诚惶诚恐,他的话会很能帮助那个导演在拍戏时候的情绪,而且他特别乐观,就是有些事情明明好像已经去到一个死角,已经没出路,他都会让你觉得没问题的,能解决的。而且他也非常懂领导的想法,也非常懂审查的界线,尤其是对审查那块,大家都诚惶诚恐,他就会四两拨千斤地说,很简单的,其实就那么简单的事,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恐怖或者那么严重等等。他跟别的导演都有类似的沟通,不管他是不是你的监制,所有香港导演很多时候送审查的时候都会找他,我们的关系也是这样过来,到最后因为《投名状》,他刚拍完《墨攻》,我也没拍过大片,就找他来帮我,最后除了剧组建组之外,更重要是在剧本上,他是第一个给了我一些意见在剧本上,使到台词、很多角色、人物的立体等等,他在剧本上真的帮了很大的忙,每天晚上在谈剧本,每天在改剧本,第二天拍。

 

《墨攻》剧照

 

陈昌业:您刚才提到您发现尽管说我们现在产业的发展也好,互联网的进入也好,这个世界看起来变得很快,但是您又发现其实没有变得那么快,有些东西也没有发生变化,您还觉得挺温暖,这里面有哪些是您觉得这两年变化了的,哪些是没有变的?

 

陈可辛:我觉得情感是没有变的,什么东西感动人,情感是没有变的。很多人多觉得这世界变了,说现在年轻人喜欢大数据,喜欢其他什么。我不是不相信那个东西,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不一定要变,而且每一次我看到一些东西不变的时候,你会特别感觉温暖。这个可能是我年纪大的一种表现,但是我会特别感觉温暖。有些我20年前想的东西,原来在今天还是对的。

 

这一年来其实电影圈看到最大的变化是过去这一年,看到中国电影从非常传统的导演中心制开始改变了,以前都不讲明星不讲什么,都是导演为主,不管你在网上什么明星最火最热,但是去到买票的行为,中国观众是唯一一个国家——全世界我没见过,是只认导演看电影的,而不是认明星看电影。你去到美国,他们认得的导演就三个,别的都不认得,别的都是明星,香港就更甚了。但是大陆是一向是导演中心制,所以到大陆的导演自我感觉非常良好,而且非常有安全感,也非常有导演权威。这个当然是好的事情,我作为导演我也觉得这个是好,但是这个对工业来讲是挺奇怪的一个东西,在整个世界的电影潮流来讲,确实是挺例外的一个东西

 

你看到这一年多两年好像突然间有很大的变化,我觉得那个确实是,每一次变化我们不能只埋头,你得看他的原因,不能只看着,你觉得自己对,就觉得对方不对,其实你必须得换位思考,去看对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,观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,或者这个怎么突然间变得那么快,我觉得都是有迹可寻的,最重要就是说以前的电影其实都是,看电影的观众都是在一些可能比较中产,比较有钱,比较知识分子,知识水平比较高,都是一线大城市的中心区,甚至市郊等等。你看所有的新的戏院好的戏院都是在最好的地方,而且在大学区,整个中国老百姓的分布跟电影观众其实成分是不一样的,但是近年因为电影院的建设开始移到二线、三线城市,甚至四线城市,所以你就看到突然间有很多这个电影那么烂,怎么可能那么卖钱,但是那个确实就是有观众它才会卖钱。

 

其实你看中国这几年的发展,其实挺奇怪的,(很早之前)导演觉得票房是不用看的,因为当时没票房,大导演都是艺术为主,永远都是去电影节,当然电影节也有两种,一种以前比较体制内的,比如国家的,就是以国家给什么奖项,非常主旋律的。当然那个年代我是几乎没有碰到的,我04年来的时候那个已经到很尾巴了,还有一点点。其实我04年来拍合拍片的时候,已经开始是商业大片年代。从02年《英雄》之后开始就变为票房了,因为电影节导演都开始拍商业片了,就变成票房了,大家就看票房论英雄。

 

现在开始又反过来了,现在开始最高票房的其实都是年轻导演,都是没拍过电影的,甚至不是导演,都不是电影学院出来的,也不是本来做导演的,一批专业的导演就觉得很压抑、很郁闷,其实这几个改变都是在十年里面。问题就是说电影确实回到我们一开始坐下来谈的那个问题,电影就是一个逃不开商业影响的一个工业,因为电影真的需要很庞大的资金去拍,它不是画画,不是音乐,不是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多有才华,你说了算,电影确实是一个需要很大的后盾、资金、人力、物力去支持一个导演拍戏,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下,你是没法逃过这个商业的考量,既然这个市场是这样,我们只能在这个市场的环境里面去把自己做好。我的选择就是说我拍一个我又喜欢,我又觉得这个戏符合市场要求的。

 

《中国合伙人》剧照

 

从《中国合伙人》开始,不管外面怎么说,我是非常自豪的,我是非常喜欢那个戏的,那个戏在商业上,在大部分人的审美上它都还是挺成功的,当然也有不喜欢的,到《亲爱的》其实就更进一步,其实我大可再做一部(《中国合伙人》)续集,大可再做一部同类型的东西,因为现在市面上都有七八个商战题材的东西,,我选择《亲爱的》是因为那个题材。

 

《亲爱的》本身纪录片对我来讲太震撼了,我太想拍了,当时等于我刚开始跟你说,中影也觉得这个戏不是非常有商业的卖点。结果这个戏在我用了所有的方法之后,从明星到营销到等等,使到一部本来不可能是一部商业片的东西也有商业的回报,同时符合了这个电影商业的规格,也非常符合我自己的审美,非常符合我自己的喜好。

 

我还是相信,毕竟我们不是技术人员,导演这个东西它有很多技术含量,但是其实更重要的它是需要激情,你要拍一个电影弄剧本到拍完一两年的时间,你没有激情,你是拍不好的。

 

人家问我你怎么平衡(商业和艺术),我说我不知道平衡,我知道就是需要,就是当你需要这样你就会这样去做,对我来讲电影是需要对市场负责任,也同时需要我有激情,这两个东西都需要,我只能去找一些能符合这两个东西的东西去拍,我觉得只要你的目标不是说你看跟人比,人家十几亿,你说我下个戏就要十几亿,或者《中国合伙人》5个多亿,你就觉得我下个戏就应该7个亿,你就拍7个亿的戏,也不能这么说,不同类型的电影有不同的票房,我觉得现在中国电影好像《亲爱的》都有3个多亿的票房,已经是全世界最美满的一个情况,我觉得在别的世界上,在美国可能都开不了机,那个戏在美国、在好莱坞都不可能给你拍。

 

文章原题为:陈可辛:从《甜蜜蜜》到《喜欢你》,我相信爱情是没有过时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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